文育富 2008年05月04日 08:02
2003年，美军用了44天时间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然而，五年过去了，伊拉克境内依然战乱不断，每天都有驻伊美军死伤的消息见诸报端。伊拉克成了继越南战争之后另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泥潭。混乱不堪的伊政治局势是当初那些挑起战争的策划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多年来，布什政府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进其描绘的政治蓝图“大中东计划”。十字军迅速搞垮了摇摇欲坠萨达姆政权的同时，却也引发了圣经与古兰经的信仰碰撞，穆斯林信徒对基督徒的仇恨随之孕育。面对时不时的人体炸弹、冷不丁的路边炸药、街头巷尾的散兵游勇，驻伊美军被弄得焦头烂额、久拖不决的战事已令美军心力交瘁、士气低落。自2005年以来，美国五角大楼签署稳定行动命令以来，伊拉克局势不但未出现根本好转，反而有越抓越乱的趋势，驻伊美军稳定行动正遭遇滑铁卢。
拿破仑曾经说过，挑起一场战争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何去结束它。美国遭遇了自二战以来最复杂和最具挑战性的战场打扫难题。为了摆脱窘境，美国国防部在延长驻伊美军的轮换时间的同时，转而对伊拉克军民实施更加怀柔的政策。美军清醒的认识到：“没有稳定行动的胜利，美国即使赢得了战争也会失去和平”。
美军“稳定行动”的由来
美军实施稳定行动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前。当时的殖民地民兵部队为了掠夺土地经常发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时常面临如何稳定被占领土的问题。建国前主要采取“杀”的政策——殖民地部队占领印第安人的村庄之后，甚至杀死老人、妇女和儿童，烧毁居民点，捣毁玉米地和食品库，使其他幸存者饥饿至死。
建国以后主要采取“迁”的政策，用软（许诺）和硬（武力）两手逼迫印第安人迁移进“永久居住地”，后来逐渐演变为“保留地”制度。这段时期是美军稳定行动的“野蛮时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此的“杀”和“迁”毕竟不可复制。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武力压服在早期稳定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美军实施了现代意义上的稳定行动，体现在内战期间三项措施的制定和战后三部法律的颁布。内战期间，一是在被占领的州任命拥有军政大权的军人州长；二是国会在陆军部设立了自由民、难民及被遗弃土地管理局（自由民局），把黑人变为农业工人，提高自由民的政治和国民权力；三是建立主要由黑人组成的民兵组织，执行普通警察职能，保证自由民的选举权。
战后，一是通过《重建法》，将南方分为5个由将军管辖的军管区，将军拥有任免官员、登记选民、举行选举、规定法庭程序以及批准州宪法等重大权力；二是修订了《人身保护法》，规定联邦对以士兵为被告的案件拥有仲裁权，向士兵提供政府的法律支持，这实质上是为“重建”任务建立了一支具有独立地位的武装部队；三是颁布《强制法案》，包括著名的《三K党法》，宣布三K党及其类似组织非法。这些措施和法律为稳定行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以视为稳定行动理论的雏形。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菲律宾的殖民者，遭到当地人的抵抗，稳定行动随之展开：一是对游击队实施以“第100号通令”为依据的“烧杀政策”。该通令认为，战争应当以常规形式在身着军装的部队之间进行，而游击队不值得怜悯，应把他们送入集中营、流放或处死；二是对普通民众实施“怀柔政策”，创建了学校系统，从文化上逐步在菲律宾人头脑中确立占领的“合法性”，证明“美国的使命是一种善意的同化，是用正义和权利的温和领导来代替独断专行的统治”；三是对统治阶层逐步实施“本土化”，成立了菲律宾联邦党，以对付游击队地下政府的影响，同时动员了大批的菲律宾人公开为美国人工作。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在国外执行稳定行动，已经注意到了运用“本土化”手段和“怀柔政策”以确立其合法性。
二战期间，根据当时作战形势的需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制定了第一本用于指导反叛乱行动的军事条令《小型战争手册》，初步规定了美军如何在政府失控的国家和地区打击叛乱分子，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保持社会安全与稳定等问题。它的出现标志着具有稳定行动理论雏形的相关概念正式以条令的方式固定了下来，为以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以其为蓝本对美军在德、日两国实施具有完整意义的稳定行动提供了依据。
60年代，稳定行动理论的“前身”——反叛乱作战理论应运而生。1960年美国陆军出版名为《反叛乱作战》的特种部队手册成为后来美军在南越实施“特种战争”的指导理论。其后，基于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以及实践的需要，1980年美国海军陆战队颁布了MCWP3-33.5《反叛乱作战》条令，1986年美国陆军出版了FM90-8《反游击作战》条令。
尽管美军稳定行动的实践十分丰富久远，但理论的发展却十分滞后，远远落后于稳定行动的实践。1998年版《作战纲要的修订稿》中，“稳定行动”一词首次出现，而后于2001年版《作战纲要》中正式确认，将稳定行动与进攻、防御和支援行动并称“全谱行动”之中。2004年版《稳定行动联合行动概念》正式将稳定行动概括为“必要时支援大规模常规作战行动的国际人道主义与社会重建行动，建立安全环境，促进当地或地区敌对势力的和解，建立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以及推动向建立当地合法政府的过渡”；2006年版《联合作战纲要》是将“稳定行动”作为大规模作战所需六个步骤的一种加以罗列，其内容大致与“军事接触、安全合作和威慑行动”及“危机反应与有限应急行动”相当；2007年版《美国武装力量条令》则界定为：“建立有利于东道国、美国及其盟国的态势以及支援更广泛的稳定、安全、过渡和重建的努力以结束敌对。
国内学者为避免概念泛化，美军“稳定行动”通常被这样界定：在大规模作战行动和战役的框架内，为稳定被占领国局势而由国务院“重建与稳定协调办公室”进行协调，以美军为主体实施的大规模、低强度、长时间的行动，利用国家力量的所有手段保障当地安全，以美国利益为基准改造被占领国，争取平稳过渡，保证持久的实现政治目标，防止各种（军事或政治的）威胁再度出现，防止导致不稳定的条件再次形成。其起始于军事占领敌国领土之后，终止于向合法民事政府移交全部主权。
美军“稳定行动”的失误
伊拉克战事一结束，美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得意。此时的美军占尽了优势：第一，美军在决定性作战阶段占尽优势，进攻中处处主动，而对手却疲于招架；第二，占领后控制政权，公开发布命令，掌握话语权；第三，稳定行动中继续频施重拳，出动大规模部队进行围剿。
当时的美国政府高层对“将萨达姆政权“斩首’就可以触发一场民主革命”深信不疑。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威胁说，谁要是再提伊拉克战后的计划就把他开除。可以说美军高层在战后对稳定行动重要性的忽视，是导致美军至今仍泥足深陷的重要原因。
由于估计过于乐观，美军在实施稳定行动过程中处处被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反美武装通常“隐身”于民众当中，拿起武器是军，放下武器是民，何时发起突袭只有天知道。而美军则被“还原”成一支普通军队，其所具有的机动优势、火力优势难以发挥应有的效能。
另外，反美武装的任何一次技术突破都很容易达成“技术突然性”，在一定时间内掌握进攻的主动权，逼迫美军被动适应。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约翰·瓦纳承认，美军的应对措施跟不上反美武装分子的路边炸弹的制造技术，技术有如跳跃，美军好不容易搞出一套有效的应对系统，反美武装马上又跳向另一项技术，美军老是落在后面。事实上，历史上少有军事上彻底战胜游击队从而获得稳定的先例。因此，在稳定行动中，只要反美武装一天不投降，他们对美军的袭击就不会停止。
从表面上看，美军每一次稳定行动有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其在本质上都是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服务：出兵索马里的旗号是进行人道主义行动，其实是对“非洲之角”战略地位的觊觎；海地维稳的说法是要恢复民选总统并建立安全政府，其实质为稳定美国的“后院”；出兵波黑当然是要防止种族清洗，稳定巴尔干地区，同时也暗藏抢夺冷战果实，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干涉科索沃则来自于一个种族屠杀的借口，其实质则是在巴尔干地区确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在阿富汗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塔利班，建立民主政权，而更大的背景是反恐战争；而在伊拉克的目标则最为宏大，是要建立“民主橱窗”，推动“中东民主进程”，按美国的利益改造中东甚至全世界。
从宣传策略看，尽管从白宫到五角大楼，再到战区司令部，美国形成了一套体制完备的宣传队伍，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美国人，始终不忘在稳定行动过程中以“民主”大旗开路。从1945年至今，美军在历次实施的稳定行动中都是高举反对独裁统治的大旗，将国家的重建等同于民主化进程，试图用民主作为新的国家“黏合剂”。然而，从实践的效果来看，“美国的草”并不适合长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在其他地方可能也会水土不服。
持续达数年之久的稳定行动对资源的消耗是惊人的。首先是兵力资源。美军实行的是轮换制，采用一种“1/3轮换”的方式，即有1/3的美军执行稳定行动，1/3在国内进行训练，其余的1/3则处于轮换、休整或实施其他保障工作的状态。美陆军现有能用于稳定行动的战斗力量10个师，另有2个独立旅及3个装甲骑兵团、5个特种作战大队，再加上海军陆战队的3个陆战师，共有编制人员约215000人。
根据轮换制原则，可以推算出美军用于执行任务的地面部队在7万上下。然而，在稳定行动中，兵力是高需求资源，美军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韩国三条前线的现役地面部队就通常保持在12万左右。只此一项，美军就很难再抽出足够的兵力对其他地区产生威慑。其次是财政资源。稳定行动的特点决定其必然消耗大量财政资源。打破了一个“旧的常态”，重建一个“新的常态”，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建东道国的政府和军队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再算上经济重建、人道主义援助等等，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据估计，此次伊拉克稳定行动直接和间接耗资将超过2万亿美元。这虽不至于压跨财政，但也影响到了对美军转型建设的拨款，影响了美军转型的进度；再次是时间资源。稳定行动注定是旷日持久的，根据历史经验，其耗时往往超过5年。而目前，美军在阿富汗已经待了6年，在伊拉克也已经进入第6个年头。尽管稳定行动是未来美军的核心使命之一，但毕竟也只是美军建设“多能”军队，具备“全频谱”作战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实施稳定行动不利于美军实现全面转型。
稳定行动必然要求美军进行接触作战。一方面是由于在稳定行动中，近战主导权是陆军部队用来左右敌人行动的主要方式。实施近战的能力与实施近战的意志相结合，是打败敌人直至控制局势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远程打击再精确，也不能消灭隐身于城市中并不断变换位置的武装分子。只有近战才能在城市和各种复杂地形中拥有有效的对点攻击能力，以及对“时间敏感”目标执行实时打击。另一方面，美陆军的“面包和黄油”就是近距离战斗。因为在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方面，美空军明显比陆军拥有先天优势。
如果陆军也主要的发展远距离精确打击能力，其作战能力就会与空军相重叠，一方面是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是因稳定行动是展示陆军特殊价值的舞台，如果陆军也倾向于进行远程打击，那么在军中竞争中陆军存在的价值就会受到怀疑。由于是接触作战，因此稳定行动不能旷日持久，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巨大伤亡，即便武器精良的美军也不能例外。许多美军士兵多半成了路边炸弹、人体炸弹或者冷枪冷炮的牺牲品，至死弄不明白对手在哪里。而敌人却是越打越多，局势越反越恐，自己离胜利越来越远。时间成了反美武装最好的朋友。正如阿拉伯的劳伦斯所言，稳定行动就像是用“刀子喝汤——你能做到，但费时费事”。
美军稳定行动前途难料
美军在作战上向来是所向披靡，然而在历次稳定行动过中却是屡战屡败。特别是在索马里的撤军先例更是彻底暴露了美军的弱点。索马里反美武装拖着美国大兵尸体的画面强烈刺激着美国民众和美军士兵的神经，之后美国人狼狈撤出了索马里。反美武装正是抓住了美军这一弱点，2004年3月31日，4名美国保安人员在费卢杰遭枪杀，随后他们的尸体被肢解、焚烧、鞭打，之后被吊在桥上。全世界的反美武装都清楚美军的这个软肋，都知道面对这个貌似强大的对手，攻击其战斗意志是取得胜利的最佳路线。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军的伊拉克稳定行动必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美军如何在平时强调战斗精神的培养，强调要像战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战斗，但谁也无法忍受在旷日持久、看不到终点的稳定行动中一点一点的耗费生命，很多士兵战斗意志逐渐崩溃，出现了严重的战斗紧张症状：易怒、尿频、腹泻、过度兴奋、对噪音的突然反应、失眠、体重减轻、成为秃头，甚至成为逃兵。2007财年，美国陆军的逃兵人数为4698人，逃兵人数比例创下自1980年以来的新高，平均每1000名陆军士兵中就有9名逃兵，较伊拉克战争爆发的2003财年增长了80％。
相对于美军，反美武装大有越战越勇之势，他们已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战争机器。“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变成了“作战还是死亡”，战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全部，所有的时间都用来仇恨和琢磨如何发泄仇恨。他们不需要打出一个独立的崭新的世界，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美军拖住，消耗美军的战斗意志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也无须考虑“加薪、调动、部署或家庭分离、对配偶职业的影响、对孩子教育的影响、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或晋升机会等”。因为反美武装人员有宗教精神的支撑，是为真主安拉而战，相信光荣战死之后能够升入天界，会有72个处女在彼岸服侍他。他们甚至甘愿充当人体炸弹，这与美军的心理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美武装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美军的攻击，美军要想避免更大的伤亡最好还是尽早撤出伊拉克为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