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5月30日 15:58
1958年8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对邓稼先说：“钱三强同志极力推荐你参加一项秘密工程——搞原子弹。”邓稼先听到这番话，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8年前，他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刚9天，就乘“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回到了祖国，为的不就是报效祖国吗？
“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8年前，在日军占领的北平，老百姓被迫举着日本小太阳旗“庆祝”节日，他气愤地撕毁了小纸旗并狠狠踩在脚下。为了免遭迫害，父亲让二姐带着他逃离北平。临走，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现在，他遵从父亲的愿望学习了科学，并有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报效祖国的机会，怎么不让他欣喜若狂呢？
不过，他也知道，搞原子弹，就必须从此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甚至不能随便和朋友交往。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鹿希，以后家里的事，我可能无法帮你管了。我要调动工作，去干一件事。干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他要调往何处?去干什么? 他不能说，她也不再问。
邓稼先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他是被选来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筹建队伍是当务之急，他挑选了一批刚从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知识。他亲自授课，并组织讨论。
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撕毁了双方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合作国防高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中央果断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并将“596”即中苏关系破裂的日子定为自行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邓稼先立即带领理论队伍开始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在当时“中国式的计算机”上模拟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所谓“中国式的计算机”，不过是几台手动、电动计算器，外加几把算盘而已。那些“家当”可能还比不了今天人们手上的一个“夏普”或“卡西欧”计算器。
然而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武器”在打攻坚战。邓稼先咬紧牙关，边学习、边钻研、边教学。有时，从夜里搞到凌晨三四点钟，和衣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躺上休息，天亮又继续投入工作。别人劝他要注意休息，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卡我们的脖子，想让我们低头。我们要争口气，把腰杆挺起来。”
一年之内，他们进行了九次模拟计算，考察了各种物理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取得了研制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参数。周光召则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打消了一些人对计算结果的怀疑。1962年年底，邓稼先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为了使理论工作更好地与实验配合，他参加了以王淦昌为主任的冷实验委员会，参与指导了核实验前的各种模拟爆轰实验。他经常深入实验现场，与实验人员研讨实验方案和测试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30分，美丽的蘑菇云从沙漠中升起。原子弹爆炸成功，理论设计方案圆满地通过了检验。
“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
中国研制氢弹计划的代号是“639”。1963年9月，在钱三强的部署下，邓稼先负责的理论部一部分主力人员开始摸索研制氢弹的原理。
1965年春，上海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以于敏副主任为首的研制组逐步明确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可能途径。邓稼先赶到上海，与大家一起分析计算结果，反复研究，终于形成了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方案。
正当理论部方案形成，进展顺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核武器研究所受到影响，院里出现了激烈的派别斗争。邓稼先感到苦恼：行政命令越来越难奏效，有什么办法把大家都团结起来，去完成氢弹的研制任务呢?
当时，法国也在研制氢弹。一些科技人员也感到万分着急，找邓稼先提出一定要在法国人之前把氢弹搞出来。
邓稼先灵机一动，对!把“抢在法国人之前搞出氢弹”作为口号提出来，不就可以把大家都“粘”到一起来吗?
